等这“贴”制度在全国各地实行得差不多时，朱元璋看着来自全国“籍汇总”，心中有数后显得异常开心，便開始決定下一步行動，便是建立“黄册”。而“黄册”的基本单元是“图”，老朱规定一百人为“一图”。

不过，朱重八将自己曾经当和尚和叫的“韧”展现来，用了一个“磨”字诀，凭借自己亲手培养的众多“贡生”以宣传普法方式成功实现了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，并将全国“贴”汇集完成，亲手给朱元璋。

二来就是它分化了基层的“势力结构”，让地方官僚、乡绅地主难以形成“豪集团”而形成“封建军阀”割据局面。同时，朱元璋巧施手段，让各势力之间为了迎合“皇权”而互相争斗得你死我活，制造内卷。

通过重新审定“黄册”，便可将从新、旧两本黄册中登记的各项数据得知这十年来，每家每的详细情况，比如新增数额、减少数额、现有数额、数额变化原因等项目，为朝廷理治下人节约成本并提效率。與此同时，明朝官府规定，凡是行医、卖药、卜卦、算命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，否则算违法须治罪。

至于普通农民，官府规定其平日里只能在本“图”百人家所在的“一里”之内活动，作息不能越阶，否则算违法，须得治罪。官府规定，每农民家里有几人并从事什么职业，邻里之间须都得清楚知，否则治罪。也就是说当官府询问一农民的邻居家的基本情况时，若答不上来，则照细理给治罪！

但问题就来了

是故，“里甲制度”的成功，极大节约了朝廷的行政成本开支，再合“锦衣卫”等“厂卫特务机关”无不在，便能牢牢掌控基层百姓的言论自由，挖掘和崩溃基层的各“地蛇”势力，放在历朝历代无人能及！

“贴”就相当于后世的“籍登记”，是摸清整个王朝人记录的准确资料。尽在此过程中，有不少地方势力本着“龙不压地蛇”的历史传统驱逐“贡生”驻乡村并妨碍朱元璋行“人普查”，但并不妨碍朱元璋以“刁民造反”为借，调动军队（锦衣卫）对其行血腥镇压，因此才让各地大小地主、官僚恐惧。

因此，在“特务机关”监督下，这“贴”制度被严格落实并立即执行，甚至能确到采集资料的第一手经办人的姓名、籍贯、生日、家状况等信息，堪比后世的“全国人大普查数据”，真实与有效很。

“一图”之内的“十人家”编为“一甲”，从中选一来成为“甲首”。“一百”就有十个“甲首”，再派一个“里长”负责理这十个“甲”，直接向县衙门汇报情况。因此，这“图”划分的理制度就叫“里甲制度”。

这是战国时期秦国“商鞅变法”的“保甲法”之翻版，但朱元璋觉得还不满意，因为他知无论是百官还是百姓，都害怕皇帝老清楚其手中掌握多少土地、田亩，但朱元璋作为一国之君，必须得清楚知天下田亩，而不必忌讳太多，毕竟以前的“土地制度”都是先由百姓们自己来申报，然后是地方官员来审存档。

地方官僚的反对，因为“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若没有利益纠葛，谁会心甘情愿替你办事？故曰“山皇帝远”。

“里甲制度”的毒辣之在于，一来它越过了“封建官僚”阶层，使用“技术官员”比如“贡生”、“举人”等直接在乡村基层以普及法治来理老百姓，让底层百姓获得了“民告官”的权力，并使得皇权延伸到了基层。

当比“里甲制度”更厉害的是“黄册”的发行。“黄册”其实就是明朝的“籍登记制度”，每一册里都登记载有这“里”当中的一百人家的基本情况，比如人数量、别年龄、财产状况等，因为手册封页必须为“黄页”，故曰“黄册”。此外，朝廷规定，“黄册”必须每十年重新定一次，也就相当于后世的“人大普查”。

为了将这个“里甲制度”完整地严格执行下去，朱元璋依旧采取了一个“磨”字诀，打算利用时间换空间，并首先在浙江湖州地区实行，然后又在东南各省推行，待东南各省基本普及后，又制在全国各省推行。